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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富《官箴》何以刻石传世

(2020-09-04 07:36:1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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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

文化

读书

随笔

明史

分类: 窥史议政
年富《官箴》何以刻石传世
 
现收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《官箴刻石》  (源自网络)


年富《官箴》何以刻石传世


       今天的西安碑林博物馆保存着一方《官箴刻石》,上镌刻着三十六个大字:
       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,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;廉则吏不敢慢,公则民不敢欺;公生明,廉生威。
       《官箴刻石》的文字用楷书书写,庄重而平稳,运笔锐利雄浑,结体匀称和谐,可谓笔笔精到,字字珠玑。这三十六字的《官箴》,诠释了为官之本,最重要的莫过于两点:一是公,二是廉。其意为:下属敬畏我,不在于我严厉而在于我廉洁;百姓信服我,不在于我有才干而在于我办事公正。廉洁则下属不敢轻慢,公正则百姓不敢欺蒙。处事公正才能明辨是非,做人廉洁才能树立威信。可谓字字警策,句句药石。
       据考证,《官箴》之言最早出自明初学者曹端之口,后山东巡抚年富对其词句稍作改动,增加了“公生明,廉生威”,并用恭楷书写,作为自己的为官座右铭。
       曹端(1376~1434),字正夫,号月川,河南渑池人。明初著名学者、理学家。他提倡敦促他人为善,自己必先躬行的原则。明永乐二十二年(1424),曹端的学生郭晟科考中举,授西安府同知。上任前专门去拜访恩师,讨教做官之道。曹端对郭晟说道:“其公廉乎!公则民不敢慢,廉则吏不敢欺。”
       年富(1395~1464),字大有,号谦斋,明凤阳府怀远杨楼人。本姓严,为东汉名士严光之后。明洪武初,因年与严音相近,附户籍为年,从此便以年为姓。年富苦读经书,以科举进入仕途。《明史》说其:“年龄虽轻,老成持重,俨然如老儒”。年富历事明成祖至明宪宗数朝,先后在地方和中央部门任职。他无论到哪里,都能清廉刚正,从而成为一代名臣。
       访察民情,减轻赋税。年富在陕西任上,巡视州郡,访察民情,得知有一些戍守边关的将校,各占有肥田沃土达三四十顷。于是,年富奏报,建议被将校们侵占的良田每顷拟缴纳赋税十二石。后来经廷议“减三之二,遂为定额”,从而增加了边关的赋税收入。此后,年富又反复核算军饷费用开支,奏请朝廷减老弱病卒,淘汰劣马,杜绝贪腐。皇帝赞赏其革除弊病的举措,准其奏。正统九年(1444),年富升任河南右布政使,正赶上那年河南闹饥荒,流民二十余万人,一些歹徒公开抢劫掠夺,社会秩序混乱。河南巡抚于谦委任年富负责流亡百姓的安抚工作,经过年富的努力,流亡百姓的生活才逐渐安定下来。
       刚直不阿,惩治贪腐。年富在陕西任职九年,遇事刚直不阿,疾恶如仇,一时声震关中。但由于执法过严,触犯了朝廷权贵们的利益,屡遭诽谤诬告。陕西文武官员担心失去年富,于是联名上书朝廷,陈述其功劳,年富方得以停俸留任。景泰二年(1451)春,年富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,提督军务。“土木堡之变”后社会、军队的治理一片混乱。当时,武清侯石享、武安侯郑宏、武进伯朱瑛等权贵,令家人冒领官库银帛,充实边疆的粮食也多被贪污。年富依法严惩,又弹劾分守中官、参将及山西参政等人犯罪。诸豪家对年富恨之入骨,结伙罗织罪名上告年富。幸亏朝中有大臣于谦全力保之,年富才得以幸免。
       兢兢业业,廉洁奉公。天顺四年(1460)春,吏部缺尚书,大臣李贤鼎力举荐年富。朝廷上下特别是户部,以种种借口竭力阻拦。明英宗对李贤说:“户部非富不可,人多不喜富,此富所以为贤也”。户部尚书职高权重,掌管全国土地、赋税、户籍、军需、俸禄、粮饷、财政收支等关乎民生和国家命脉之大权。年富事必躬亲,兢兢业业,官员不敢欺上,僚属不敢擅权,户部经其治理,面貌焕然一新。年富终年70岁,赐号恭定。《明史》评价年富说:“富廉正强直,始终不渝,与王翱同称名臣。”


年富《官箴》何以刻石传世
年富画像与《年富兴利除弊图》


       说到年富的《官箴》刻石传世,可以说是明清历史上一段清风传扬曲折而又生动的故事。《官箴刻石》又称《居官箴言》,横长方形,箴言六行,行六字,楷书,系年富撰并用恭楷书写(一说书者不详)。后附跋文四则,分别有:明弘治十四年(1501)贞庵主人跋、清乾隆二十三年(1758)颜希深跋、嘉庆二十年(1815)颜希深跋、道光四年(1826)颜伯杰跋、道光四年(1824)张聪贤铭文。(见题图)
       据跋语可知,官箴为明山东巡抚年富所撰。后于弘治十四年,由泰安知州顾景祥(贞庵主人)摹刻于州署。但此顾氏刊石一直晦迹不显,直到清代此碑方始广泛传播,其功劳应归于清代名臣颜希深祖孙三代。先是颜希深任泰安知府时,将此石由科房破壁中捡出,移置府署两侧,并撰写跋文。之后,其子颜检任浙江巡抚时,又将此箴“重摹上石,嵌诸厅壁”,是为浙江刻本。而被称为西安本的刻石,则是颜检之子颜伯焘在任陕西延绥道时,托附长安知县张聪贤重加摹刻,”置碑洞(即碑林)以广其传“。如今山东、浙江二石已亡,惟有碑林刻石独存,实为珍贵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,人民政府将此《官箴刻石》移入西安碑林,成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。
       《官箴刻石》顾名思义,就是做官的箴言,是对做官者的规诫和劝勉,也是为官的座右铭。公正廉明是做官之本,从而也是官箴的主要内容。早在春秋时,齐国大夫晏婴就提出:“廉者,政之本也。”并曰:“其身正,不令而行;其身不正,虽令不从。”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荀况,掌权时立箴示属下:“公生明,偏生暗。”西汉董仲舒在所著《春秋繁露•五行相生》中,就有“至廉而威”的名句。一个威字,既有威权、威力的含义,又有威信、威望的舍义。所以,做官者不仅要依赖权力取得威权和威力,还必须要以身正清廉博得民众的威信和威望。
       总之,官箴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,得到历朝重视,并起过重要作用,从而涌现出包拯、海瑞和年富、颜希深祖孙三代等一批清正廉洁的清官。《官箴刻石》等优秀官箴刻石传世,也成为了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瑰宝。今天,我们应吸取其精华部分,为廉政建设提供一份来自历史的给养,这是执政用权应有的敬畏之心,也是领导干部理当铭记于心的“官箴”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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